对外卖、同城快送配送员而言，不仅其在户外进行配送活动时的运动轨迹被记录，进入室内，平台系统还可以识别其运动状态，包括到店时间、停留商家的时长、顾客住址楼层、通知顾客下楼取餐时间、等待顾客取餐时长和送达时间等，并生成历史数据。

[65] 参见施米特，见前注34，第73-76页。在起草1936年《苏联宪法》时，斯大林一反1918年《苏俄宪法》的纲领定位，认为宪法和纲领有重大差别：纲领说的是还没有的东西，宪法说的则是已经获得和争取到的东西。

参见陈景辉，见前注6，第302页。以上关于宪法是什么的内在逻辑，呈非此即彼、有你无我的对立。[14] 参见李海平，见前注4，第1076页。基于此，宪法具体化为部门法的逻辑，仅对于公法以及具有公共性的私法方能成立。面对风险时代、数字时代的背景变迁，一方面国家介入社会、保护个体的需求日益凸显。

三、中国宪法的三江并流：母法、根本法、公法上述宪法的内在矛盾是否其来有自？当我们追溯一种理论矛盾的源头时，往往会发现草蛇灰线，伏脉千里。[69]值得注意的是，他们都力图克服政治宪法学那种决断背后的意志论糟粕，拒绝元规则领域无法可依，而把它替换成了更稳定、更清晰的二阶规则或结构性规则。而对于民法、刑法等价值完备的法典化部门法，宪法不但不能干涉其内容，更要确保其价值完备性。

[55]进言之，纲领宪法观背后的宪法逻辑是具有一般意义的：当一个国家（尤其是国家精英）需要积极实现某种（个别或全面的）理想目标时，宪法能够以规范的身份去要求什么？更明确地追问，它能积极地要求下位法做什么？南北战争后，试图在美国境内消灭奴隶制的第13、14、15宪法修正案与历部《民权法》（Civil Rights Act）体现了这种逻辑。实际上，斯大林所谓根本法与规范论南辕北辙，它是对已有事实的确认，是一种过去时的事实论，是把事实当作立法的基础。例如五四宪法就规定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，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。[68]陈景辉的二阶规则、姜峰的公共审议，同样应被置于这一脉络中得到理解。

[53] 参见谢维雁：回望一九五四:制宪者的宪法观念及其反思，《四川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》2011年第6期，第114页。[57] 参见彭真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，载《人民日报》1982年12月6日，第1版。

我们能够拥有今天的《民法典》、拥有一片合法的私领域，这首先得益于宪法总纲对国家目标的调整。随着这场法典化运动拉开序幕，这一问题的实践意义更加凸显：部门法作为一个整体，与宪法是何关系？部门法典是否要以宪法为依据并保证宪法全面实施？从传统的刑法、民法到行政法、环境法，乃至数据法、监察法等新兴部门法，都概莫能自外于这一问题。[52] 参见谢觉哉：《谢觉哉日记（下卷）》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，第1085-1086页。[33] See Joseph Raz, On the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 of Constitution, in Larry Alexander (ed.), Constitutionalism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, New York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1998, pp. 152-154.[34] （德）施米特，《宪法学说》，刘锋译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，第58页。

然而，陈景辉的宪法二阶性理论，犹如渔阳鼙鼓动地来，在颠覆诸多学科常识的同时，也锐利地揭破了过去被模糊掩盖的深层矛盾。本文初步梳理了母法、根本法、公法这三种互有张力的宪法本体。[36]在这种思维中，人们会按照自己的理想概念去剪裁宪法的一般概念，于是，有多少政治原则和信念，就有多少宪法概念。总之，围绕着宪法语言，不同的解释视域即使横看成岭侧成峰，却都能围绕着语言的解释有的放矢，最终，这些视域可能彼此融合，共同汇聚成我们对中国宪法的解释。

[70]更重要但也更具批判性的是，他们藉此凸显了共同体元规则（宪法）与普通规则（法律）的不可通约，使得根本相对于普通的逻辑异质趋于极致。（2）收缩具体化的边界。

[9]这一观点，与库恩（Thomas Kuhn）关于范式危机带来学科重大进步的看法不谋而合。[58]这种一以贯之的积极逻辑，是理解中国实定宪法的首要维度。

然而，如果我们能看到它对文革大肆破坏历史文物行径的反思，就可以进一步解释：保护本国的文化遗产，这件事对于一个共同体而言是否根本？如果这在八十年代是根本的，那么在今天，我们如何保持其根本性？当与具体的宪法语言结合在一起时，陈景辉之问对于母法逻辑的批判，也将转为一种探讨何为共同体根本的内敛性反思，这种对话、探讨的反思，对于解释具体宪法条款是非常有益的。如果某条款的宪法语言就是一阶或具体的（比如人大任期规定），或者它就是涵盖了私领域（如人格尊严条款），我们应尊重文本形成背后的历史视域，而不应武断地根据某种宪法本质，质疑这些宪法文本不是（或不配是）宪法。注释:[1] BVerfGE 7, 198 ff.[2] 参见张翔：宪法与部门法的三重关系，《中国法律评论》2019年第1期，第26页。比如，私有财产、（狭义）自由权保障，这来源于自由市民阶层国民法治国宪法。[10]借鉴先哲的思考，如果我们能够透过宪法与部门法关系之争，看到宪法这个基本概念背后的基础逻辑何以存在争议，这项工作将是不无裨益的。早在奥斯丁（John Austin）创立分析法学时，他正是基于较为自然地观察法律的客观存在的科学思维，展开了对自然法学传统的批判。

固然，中国宪法并非施米特的直接讨论对象。以上关于宪法是什么的内在逻辑，呈非此即彼、有你无我的对立。

[28] 参见李海平，见前注25，第136页。正如林来梵隐晦地指出：新中国宪法则是在另一种历史脉络中诞生的，拥有独特的价值观念。

德国《基本法》中的社会国条款同样体现着这种逻辑。参见陈景辉，见前注6，第302页。

[5]总之，不同立场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反思：宪法的基本逻辑应有所不为，它必然要与部门法保持距离，不应也不能无所不在。另一方面，也需要人的尊严这种根本规范，作为国家权力扩张的目的性约束。多元复合的宪法本体矛盾，是宪法与部门法关系争议的渊薮。但如果结合中国式的母法公法视域，那么中国的法律保留就能够被解释为一种合宪性控制的纵向机制：宪法虽然要求各层级立法积极地具体化，但对于地方人大而言，具体化的领域、方式等都是受限的。

王理万：制度性权利：论宪法总纲与基本权利的交互模式，《浙江社会科学》2019年第1期，第35页。[82] 参见刘星：重读奥斯丁的《法理学的范围》，《环球法律评论》2002年第1期，第122页。

因此，与其说本文试图一劳永逸地提出母法、根本法、公法三者的矛盾解决方案，不如说是要清理出让它们对话的框架。摘要:  宪法与部门法关系之争，症结在于宪法本体论即宪法是什么。

哲学诠释学认为：语言是存在之家，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。作为现代宪法，中国宪法文本中既包括了国家目标、根本任务、总纲、积极权利，同时也包括了依法治国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、私有财产权、人身、精神等消极自由。

应当尊重我国宪法三种本体背后的不同意义，让它们在对宪法语言的解释中彼此对话。作为社会主义宪法，纲领并不仅仅是宪法中个别、孤立的条款，而是其总体属性。翟小波：中立的，还是全面的？——一个关于宪法性质的理论，《苏州大学学报（法学版）》，2022年第4期，第13-27页。[73]现行宪法虽然未对权利作物质保证，但也并未因此轻视国家在实现公民自由方面的积极作用。

[50]但到了解放战争即将胜利、新中国宪法起草提上议程时，王明等人所坚持的事实宪法观开始在党内逐渐被扬弃、批判。[95]如果对国家目标的解释本身就以人权的实现为目的，那么关于宪法过度侵入私法领域的担忧或许是多余的：私法自治背后是国家保障自由的目的，国家即使介入私域，亦需要有正当的国家目标作为理由，且对这种国家目标的解释，仍应受到自由保障逻辑的限制。

对于这种矛盾，本体论思维同样是有意义的。事实无需实施，也无法实施，它只需要确认。

在纲领的宪法逻辑中，宪法是积极有为的，它以实现特定国家理想为目标，并要求这种目标持续不断地繁衍增殖。在本世纪初，有人批判宪法私法化是避重就轻。